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美国病了 中国稳了 世界变了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  美国病了 中国稳了 世界变了  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界局势进入动荡变革期和加速演变期。而特朗普上台之后片面追求美国优先,导致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霸凌主义横行,这些显然不是顺应美国发展的改革。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

  美国病了 中国稳了 世界变了

  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叠加,世界局势进入动荡变革期和加速演变期。美国大选结束,迎来了“后特朗普时代”;拜登上台,面临的疫情、经济、种族等难题难解。中国迎来“十四五”开篇之年,进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世界之变、美国之变、中国之变交织,在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全球治理也在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特朗普主义”对美国乃至全球造成了哪些影响?拜登上台后中美关系会迎来哪些新变化?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了全球格局?百年新变局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新京报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美国问题专家袁鹏。

  谈“特朗普主义”

  美国“病了” 然后出现了“特朗普主义”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特朗普主义”的出现?这反映了美国国内面临哪些问题?

  袁鹏:所谓“特朗普主义”,主要是指特朗普政府坚持绝对的“美国优先”,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凌主义,把美国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这样一种执政特征。“特朗普主义”的出现,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

  偶然性在于,特朗普是一个非传统的政治人物,这样一个毫无从政经验的房地产商人执掌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必然会有一些特殊的风格、特殊的做法,不乏极端、出格的言行。

  但更重要的是“特朗普主义”出现背后的必然性。特朗普2016年能够胜选、2020年虽然败选但仍赢得了7500万人的支持,背后其实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力量在支持着他——近些年来美国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美国其实是“病了”。美国各种矛盾叠加、积重难返,最终导致各种社会问题集中迸发。

  首先是阶级矛盾。美国过去是一个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型社会,阶级流动性很强。但现在成为了一个哑铃型、金字塔型的社会。富人愈富、穷人愈穷,中产阶级逐渐萎缩,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空前加大。

  其次是种族矛盾。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一代又一代的移民逐渐形成了一个多元一体的模式。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种族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最终体现为种族之间的冲突,去年的美国“黑人命贵”运动就是种族矛盾的一次集中爆发。

  第三个矛盾是代际矛盾。美国老年群体、中年群体、青年群体关心的问题都不一样,支持的政治人物也不一样。还有LGBTQ(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酷儿)少数群体,现在逐渐成为一个主流的政治声音。这些群体间的代际矛盾,导致美国政治极化、社会分化问题凸显。

  这些矛盾为什么会在近期集中迸发呢?主要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结构性矛盾没有因时因势得到阶段性缓解,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进行自上而下的主动的结构性改革。而特朗普上台之后片面追求美国优先,导致种族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霸凌主义横行,这些显然不是顺应美国发展的改革。

  美国几任领导人没有完成一个本该进行的深层次改革,于是各种矛盾由小变大、由个别矛盾演变为多方面矛盾、由表层矛盾变成了深层结构性矛盾。最终在矛盾的激化下,出现了特朗普这个反传统的总统、出现了“特朗普主义”、出现了美国最混乱的四年。

  谈全球变局

  “东升西降”之势不可逆 中国需发挥引领作用

  新京报:现在都在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世界“变”在哪里?新冠疫情如何影响了这个变局?

  袁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同于以往的变局,譬如一战、二战、冷战、苏联解体等。这个变局不是通过热战、也不是通过冷战推动,而是一种在变与不变之间潜移默化的改变。

  到底“变”在哪里?首先,最深刻的一个变化就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也就是“东升西降”。近百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群体性崛起,而西方世界出现整体性的低迷,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东升西降”。

  第二个“变”在于,非传统安全首次具有了改变世界格局的重大意义。过去几百年影响国际格局的基本是大国博弈、军事冲突、冷战、地缘政治,但现在非传统安全因素上升了,譬如恐怖主义、金融危机、全球疫情、生物安全、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等。历史上首次,这些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比传统威胁给人类带去更大的灾难。

  第三个“变”体现在,新一轮的科技革命蓄势待发。我们可能会见证一个以数字经济为核心,以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一堆新科技集中爆发。这一轮科技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改变,很多都是难以想象的。

  新冠疫情正好发生在百年新变局之间,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这个变局,让这个变局来得更快、更猛,走得更深、更远。

  新冠疫情对于国际格局的冲突和影响是历史性的。它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或者可以说就是和平时期一个看不见的敌人对人类发起的一场世界大战,几千万人受感染、几百万人死亡,经济几乎全面停滞,贸易、人员往来几乎全面中止。同时,疫情像一面“照妖镜”,把国际政治中被掩盖的一些面貌暴露了出来,譬如美国对华极限施压、疫情政治化等。

  新京报:中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袁鹏:中国快速崛起引发全世界的不适应,开始考虑该如何和中国打交道,到底是合作还是遏制。随着中国的稳健发展,未来塑造国际格局、国际秩序的可能未必是美国等西方国家,而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变量,中国的发展将会极大地引领百年变局的方向。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斗的新发展阶段,未来更需要把中国放到全球格局里去看,发挥中国的引领作用。因为中国发展好了,整个全球格局就稳定了一半。我们再发挥一些引领作用、体现大国责任担当,世界就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具体来说,疫情之下,中国首先控制住疫情,对全球疫情防控就是个巨大贡献。与此同时,通过给全球提供一些公共产品,譬如疫情下需要的防护用品、疫苗等,体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第二,要提出中国方案,譬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思想,这些为解决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些共性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解决方案。

  第三,通过一些具体的倡议引领世界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譬如一带一路等倡议,就是在一些西方国家反全球化浪潮里坚持全球化、坚持互利共赢的做法。

  谈2021年的全球挑战

  疫情仍是首要挑战 地区局部矛盾需警惕

  新京报:2021年全球面临着哪些挑战?

  袁鹏:2021年的很多问题仍然是2020年的一个延续。首先,新冠疫情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目前我们并未看到全球疫情的终点甚至拐点,反而多国出现严重反弹,疫情趋于失控。因此,疫情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的冲击依然存在,这也将是2021年最大的全球性风险和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全球经济的发展。受疫情影响,除了个别国家外,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几乎都是负增长,这在现代经济史上是首次。如果负增长再持续一年,是否会再次导致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债务危机?

  第三,美国国内的分裂会如何进一步演变?毕竟,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决定了美国的国内政治必然会深刻影响世界局势。

  第四,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等思潮暗潮涌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野蛮生长,若得不到有效控制,后果难料。

  第五,全球长期存在的一些区域冲突在疫情掩盖下被忽视了,但并未消亡。疫情之下,精神压力叠加经济低迷,很可能会反射到地区冲突上,导致地区不稳定加剧。譬如伊朗核问题的走向、阿以和解带来的影响,是否会导致中东地区爆发大规模冲突;东北亚区域,朝核问题会否因美国政局变化出现反复;还有多国多区域的政治生态变化等。这些暗流涌动的矛盾,都有可能影响全球。

  面对这些挑战,需要各国领导人坚持全球化的正确方向,在行动上加强全球治理,共同解决这些全球性的问题。

  新京报记者 谢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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